一、经济发展既要看“量”也要看“质”
去年，我们面临的困难挑战明显增多，但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特别是9月26日中央果断部署一揽子增量政策后，经济明显回升，全年不仅实现了5%的预期增长目标，经济总量接近135万亿元，这是从“量”的指标看。从“质”的方面看，中国经济在过去一年也取得了显著进步。
在科技创新方面，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又有新提升，达到了2.68%，超过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比上年增长10.5%，这是很值得关注的。
在绿色转型方面，去年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电力新增装机的86%，并网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首次超过14亿千瓦，提前6年完成中国在气候雄心峰会上的承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达1317万辆，成为世界上首个新能源汽车年产量超千万的国家。这些指标也都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西方媒体对今年“两会”的报中，有一篇报道就认为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与美国特朗普总统在国会的演讲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展现了全国的团结一心，美国两党对立难以和解；中国推进经济绿色转型，美国加大化石能源勘探；中国重申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美国则对外加征关税。这折射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进步的认同。
二、如何看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的目标
从今年面临的内外环境看，要实现5%左右的目标并不轻松，可能需要“跳一跳”才能实现。但正是因为经济运行面临一定的压力，设置5%左右的目标，才能更好引导预期，增强市场信心。
5%左右的增长目标符合我国现阶段潜在增长水平。过去一个时期，受外部环境不利变化和国内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集中显现的影响，我国实际产出水平相比于长期增长趋势线存在一定的产出缺口，也就是说，经济增速低于潜在增长率。因此，通过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扩大内需、改善市场预期，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是能够弥合产出缺口的，这也就是“跳一跳”的含义。
5%左右的增长目标与我国中长期发展目标相衔接。我们已经确立了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其中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意味着从2020⁓2035年15年间人均GDP增速需要保持在4.72%。考虑到未来的经济潜在产出水平可能会有所回落，“十四五”后期和“十五五”前期保持5%左右经济增速，对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非常重要。
中国具备实现5%左右增长目标的条件。无论是从市场规模优势、产业体系完备性、人力资本条件和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加上深化改革为经济增长注入动力，中国有条件实现5%左右的增长目标。
三、当前最突出的问题仍是有效需求不足特别是消费不振
去年采取了消费品以旧换新等一系列提振消费的举措，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3.5%，但相较于2023年7.2%的增速仍有明显下降，比疫情前2019年8%的增速也明显要低。如何看有效需求不足或者消费不振？这要放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跨度来看。
2012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供需平衡悄然发生变化。随着供给能力不断扩张，供需平衡发生了很多变化，需求成为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条件。三年疫情冲击使得需求侧对经济增长的约束进一步强化。与此同时，一些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集中显现。
比如，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新建商品房销售额由2021年峰值时的18.2万亿元，下降至2024年的9.7万亿元，形成较大的需求收缩效益。尽管近年来的新兴产业，比如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设备等増势强劲，但短期内仍难以完全填补房地产市场调整形成的缺口。
又如，房地产价格下跌带来居民家庭资产减损，对居民消费形成实质性影响，居民消费更趋谨慎。而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取决于经济基本面改善和资产价格回暖，这就决定了需求恢复需要一个过程的。
再如，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抑制了投资需求扩张。近年来，地方财政和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降，偿债压力加大，加上部分省份实施化债方案，明确要求化解存量债务要坚决遏制新增债务，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需求收缩效应。
事实上，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更重要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改变形成现有发展方式体制性因素。因此，短期可以通过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来扩大内需，但从中长期看，最根本的还是要靠进一步深化改革。
从短期看，扩大内需还要加大政策力度。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赤字率提高到4%，赤字规模5.66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6万亿元。合计新增政府债务总规模11.86万亿元，比上年增加2.9万亿元。但更重要的是，要加大政策实施力度，确保完成预算目标，确保广义财政支出增速大于名义GDP增速，对总需求有正向拉动效应。同时，支出结构也要调整优化，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费，将部分国企按惯例用于投资的资金转用于增加公共服务支出，通过提高财政支出用于民生的比重，提升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能力，增强居民消费信心，进而有效提振和扩大消费，提高居民消费占总需求的比重。
从中长期看，就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形成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安排。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这是政策导向的重大变化。过去长期注重物的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在世界上都是走在前列。这次提出“投资于人”，在内涵上意味着我们要把增加投资与创造高质量就业、提高人力资本和扩大消费更好结合起来，形成良性互动机制。
四、政策重心由扩大投资转向提振消费
政府工作报告把“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排在今年政府工作任务首位，反映了政策重心由扩大投资转向提振消费。
从外部环境看，特朗普新一轮加征关税带来不确定性。今年中国对美国出口有可能大幅下降，即便考虑价格竞争力和潜在的人民币贬值，以及中国对其他国家出口的适度增长，总体出口也将受到影响。出口增速回落增大扩内需压力。2024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30.3%，直接拉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出口下降要由消费和投资弥补，对扩大内需提出紧迫要求。
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增量大约为6.75万亿元。按去年消费、投资、净出口的贡献率，今年最终消费要增加3万亿元、投资要增加1.7万亿元、净出口要增加2万亿元。今年出口将受到较大冲击，如果假设出口零增长，这2万亿元净出口就要靠增加消费和投资来弥补。由此可见，不采取大力度政策是很难实现的。
过去一个时期，扩大内需的重点主要在投资。在面临外部冲击和经济下行压力时，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都采取发债上项目，通过扩大投资和产能拉动经济增长，这种模式在基础设施和生产能力存在较大缺口的情况下是十分有效的，但随着基础设施投资空间收窄、积累的地方债务压力增大，投资的边际效率下降，这种模式带来的问题日趋凸显，而且加剧供给和需求、投资和消费的失衡。
在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供给大于需求的“剩余”部分，往往要通过扩大出口释放。而随着我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超过30%，扩大出口面临的外部压力越来越大，不仅会受到发达国家保护主义限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为保护本国产业，也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如果消费走低与出口下降形成叠加效应，将进一步增大经济下行压力。
如何有效扩大内需，这个问题就显得越来越重要。过去在引导地方政府和企业扩大投资上，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框架和工具，但在促进和提振消费方面，手段和政策工具较为有限，实施效果也不甚明显。消费是最终需求，扩大国内需求要在提振消费上更加积极有为，政策重心由扩大投资转向提振消费，核心是扩大居民消费。
一是着力提高居民收入。要发挥提高居民收入对扩大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居民收入提高了，消费能力才会提升。
二是把服务消费作为消费扩容升级的重要抓手。长期以来服务消费产品供给单一，难以适应中高收入人群的多样性、差异化需求。建议放宽中高端医疗、休闲度假、养老服务等领域准入限制，增加多元化服务消费供给，推动消费扩容升级。
三是落实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研究表明，若农业转移人口按城市居民方式消费，人均消费支出将增长30%左右。要通过政策引导，鼓励常住地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积极性，释放农业转移人口的巨大的消费潜力。
四是增强年轻群体消费活力。“90后”“00后”新生代群体是消费主力军，这个群体成长于互联网时代，是催生消费创新、培育壮大新型消费的重要力量。激活新生代群体消费活力，要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立生育和育幼补贴制度，有效释放年轻群体的消费潜力。
同时要看到，消费是慢变量，投资是快变量。短期内扩大内需仍需发挥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撬动更广泛的社会投资，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民生等经济社会薄弱领域补短板，持续增加与消费结构升级相适配的投资，促进形成投资与消费互动机制
五、创新生态比创新资源更重要
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就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培育新兴产业需要政府谋划和推动，但这并不意味着要通过行政力量来直接配置资源。目前，各级政府仍然掌握着大量资源。如果地方政府对认定为新质生产力的领域“一哄而上”，往往会造成资源错配、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新兴产业，科技含量高、技术迭代快、资金投入大。这些领域出现重复建设，带来的资源浪费会更大。
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从过去依靠行政力量抓要素供给和项目建设转向培育良好创新生态、抓制度供给和服务创新。实践证明，创新生态比创新资源更重要。因为资源是可以流动的，有了良好创新生态，创新资源就会源源不断地汇聚，创新潜力就会充分迸发。
政府的有所为主要体现在：加大科技投入，支持长周期、高风险的科学工程和研究项目；加强对企业在竞争前环节研发投入的政策支持，落实好研发投入加计扣除的政策；畅通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渠道；坚持包容审慎监管，放宽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市场准入；加大大数据、大算力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降低经营主体的外部成本；严格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形成透明的商业规则、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良好的创投、风投等创新金融业态，充足的人力资本投资和人才供给等等。
（王一鸣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